1927年夏天的长江流域，闷热得有些压抑。武昌江边的码头上，人群匆忙来去，报童的吆喝声里，最刺眼的几个字就是“分共”“清党”。不少人那时也许还没意识到成都股票配资公司，这一连串政治风波，很快会在江西南昌凝结成一场影响深远的武装起义。
那一年，北伐军原本一路高歌，形势看似一片大好。可有意思的是，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合作的巩固，反而加速了裂痕的扩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还没多久，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又抛出了“分共”的决定，公开与共产党决裂。至此，名义上统一的国民革命阵营，实际已经彻底分裂。
对当时的共产党来说，这一步几乎等同于被逼到墙角。在武汉三镇，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接连被捕，甚至遇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这类狠话从上层传出，下面的警戒自然越来越严。街头的恐慌气氛一天天加重，白色恐怖四处蔓延，中共中央几乎没有退路，只能转向武装斗争。
中共中央真正能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并不多。李汉魂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加上叶挺掌握的第11军第24师，是为数不多可以依靠的正规部队。力量薄弱是事实，但在被大规模“清党”的形势下，不再起而反抗，结果只会更加被动。这种极度压缩的空间，反而催促着一次冒险却又不得不干的决定——在南昌组织一次军事起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昌起义的构想逐渐成形：以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叶挺的第24师和朱德所在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为骨干，在江西南昌举事，同时成立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统一指挥这场行动。可以说，起义从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政治目的和极大的风险。
一、从武汉到九江：秘密酝酿的力量集中
“何时发动起义，必须听候中共中央的统一命令，绝对不能擅自行动。”这是聂荣臻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周恩来临行前反复叮嘱他这一点，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对时机的敏感与慎重。
蒋介石在南京“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也在关键时候逐渐向汪精卫一侧靠拢。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辖第4军、第11军、第20军，政工干部中共产党员比例极高，叶挺、许继慎、叶剑英、周士第、张云逸、卢德铭等人都在其中。政治上的摇摆，自然牵动着这些人与中共中央的关系。
面对局面变化，中共中央起初仍考虑“联合张发奎”的可能，希望借他的名义和影响力掩护起义。然而，随着张发奎对“清党”“分共”态度越来越消极却又不再站在共产党一边，继续指望他的配合，风险越来越大。于是，工作重点转到秘密联络和力量集中了。
聂荣臻是这场筹划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他先被派往九江，联络当地的党组织，提醒他们随时准备在南昌配合起义。随即，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也陆续抵达九江，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前哨指挥中心”。
在英租界的一座海关大楼内，几位核心人物召开了一次隐蔽的小型会议。会后这次会议被称为“九江谈话会”。聂荣臻传达了周恩来关于起义必须“统一命令、不得擅动”的要求，大家在分析形势后得出一个较为一致的判断：张发奎已无法再被视作可靠同盟，不如放弃联合第二方面军的想法，改为依靠共产党掌握的部队，独立行动。
会议决定，尽快将第20军和第24师调向南昌，同时动员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做好城内准备。随后，几位负责人又赶往庐山，在仙岩饭店与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商议，将“九江谈话会”的意见上报中共中央。7月24日，瞿秋白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交了有关南昌起义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南昌成为武装起义的选定地点，已经不再只是设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九江的这段时间，中央负责同志往返九江、庐山之间，节奏紧凑，几乎没有喘息余地。聂荣臻一到九江，就连夜跑部队、传达指示，找各部队负责同志做工作。对当时的人来说，每一次见面，每一次口头传达，都有可能决定一支部队的去向，也可能决定一次行动的成败。
随着决定的明确，第二次九江会议随即举行。大家对南昌起义的具体计划进行更细化的讨论，包括兵力调动、交通控制、城内配合、指挥关系等。南浔铁路是九江通往南昌的关键线，只要掌握这条铁路，就能在一定时间内迟滞其他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减轻南昌城内压力。这种对线路的重视，后来也体现在军队行军与封锁任务的安排上。
与此同时，朱德已经在南昌市公安局的职位上，着手营造有利条件。他既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又受朱培德任命兼任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身份十分特殊。在这层关系掩护下，他得以在军官教育团中开展政治教育、发展党员，为起义预埋火种。
二、朱德的南昌布局与贺龙的抉择
说到朱德在南昌的活动，不得不回溯到更早的阶段。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西的政治空气迅速变冷。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全省停止工农运动”，表面上看是“温和驱逐”，实质上却也是配合“清党”的一环。
朱德本身是共产党员，这时候处境颇为微妙。朱培德念及云南讲武堂同窗情谊，没有选择立即强硬处理，而是派人“送他出境”。朱德离开南昌不久，又奉中共党组织的安排秘密返回，重点依托军官教育团第3营，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长期在江西任职，使他对南昌城内的道路、军营位置、驻军情况都非常熟悉，这种熟悉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德对军官教育团学员的政治教育相当重视。《朱德传》中记载了他在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话：“我们要反掉任何跋扈专横的独裁，与谋篡国权的阴谋，才能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才能彻底的实现革命目的。”这句话放在1927年的情境下看，矛头指向其实很清楚。他还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解时局，请郭沫若、方志敏、邵式平等人前来授课，讲中国革命、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可以说，军官教育团虽然挂着国民党军队的牌子，内部却渐渐成为一块党的影响力扩展的重要阵地。
另一方面，贺龙的选择，也直接关系到南昌起义的成败。当时的贺龙，虽未正式入党，但长期同共产党保持密切合作。在第二方面军内部，他率领的第20军有实力、有威望，自然成为各方争取的重点。
贺龙率领第20军到达九江后，黄琪翔专程拜访，以经费、枪支、弹药为筹码，希望他靠拢自己的阵营。蒋介石方面同样没有放松，通过说客传话，只要第20军愿意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可以保证。看得出来，各派都清楚这支部队的价值。
就在这些拉拢与许诺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谭平山也赶到第20军军部。他开门见山地对贺龙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我们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希望你率领的第20军一起参加。”贺龙的回答非常干脆：“虽然我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我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安排。”这句话，表明他在多方力量的角力中，实际已经选定站到共产党一边。
九江一带的微妙动向，很快引起武汉国民政府的警觉。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商量，对贺龙和叶挺的态度要从“拉拢”转为“控制”。他们打算以“庐山开会”为名，邀请贺龙和叶挺前往，趁机扣留两人，再调动三个军的兵力，将他们的部队包围在德安一带。这个计划如果得逞，南昌起义的关键力量就会被拦腰斩断。
局势的转折点出现在叶剑英那里。那时他担任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跟随黄琪翔到九江，深得张发奎和黄琪翔信任。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他接触到了“庐山开会”的真实意图。得知这一情况后，他连夜通知叶挺，又赶去找贺龙，将阴谋原原本本地讲清。贺龙听完，沉声说了一句：“那就不能去了。”叶挺的态度同样明确，两人果断拒绝赴会。
拒绝赴会并不只是一次“不去”的选择，更意味着必须迅速调整行动节奏。贺龙和叶挺立刻决定集中部队向南昌转移，由第20军掌握的火车先运送叶挺和第24师官兵南下，第20军紧随其后。这一提前行动，打乱了张发奎等人的计划，也让南昌起义的时间安排不得不更加紧迫。
就在贺龙、叶挺的部队离开九江的当天，周恩来在陈赓等人的陪同下抵达九江。他马上主持会议，正式向在九江的各位同志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明确“土地革命”将作为起义的一项重要口号。会议结束时，他又向聂荣臻交代了一项颇具心思的任务：设法把李汉魂的第4军第25师拉到南昌来参加起义。
那时第25师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却没有独立的电台，联络十分不便。周恩来特意叮嘱：“南昌起义打响之后，我会从南昌放一辆空车皮到九江。如果你看到这辆空车皮，就知道我们已经起义了。”这种看似寻常的小细节，体现出当时通讯条件匮乏下的灵活应对。安排妥当以后，周恩来等人立即启程赶往南昌，而聂荣臻则按指示前往马回岭，与李汉魂面谈，动员他率部参与。
三、南昌城内的格局与起义方案的成形
1927年7月下旬，南昌城表面上依旧是省城日常的节奏，茶楼酒肆照样营业，街道上车马往来。但城内驻军的分布、长官的去向，已经悄悄透露出“风暴将至”的信号。
周恩来在7月27日清晨抵达南昌后，第一时间找到朱德，了解城内的军事部署。朱德之前以“回来搬家”为由，接触了几个旧识，从交谈间得知朱培德和第3军军长王均都去了庐山开会。高级将领不在城中，指挥链出现空档，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更关键的是，朱德利用自己在滇军时期积累的人脉，将南昌城里各部队驻地、兵力状况摸得一清二楚，还亲手绘制了城防布置图：第五方面军警卫团驻扎在章江路口藩台衙门，第3军警卫团的两个营在民德路江西省政府内，第23团守东湖贡院，第24团在永和门外新营房，第57团驻天主教堂和匡庐中学，第79团、第80团则在顺化门外大校场老营房。
从数字看，当时驻守南昌的部队包括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3军警卫团两个营、第3军第8师第23、24团、第6军第19师第57团、第9军第27师第79、第80团，总计六个团、两个营，约六千余人。兵力并不算少，但分布极为分散，而且这些部队分别隶属不同军，军长和师长多数都在城外。表面上兵强马壮，实际上却颇有“群龙无首”的味道。
这种“松散”，对防守一方来说是隐患，对准备起义的一方，则是机会。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分散驻守、缺乏统一指挥，恰好有利于起义军各个击破、分段控制。特别是省政府、卫戍司令部等关键点位，一旦在短时间内被攻占，城内守军就很难形成有序抵抗。
随着贺龙和叶挺的部队陆续抵达南昌，江西大旅社被征用作为部队的隐蔽落脚点，门口挂上“第20军第1师驻地”的牌子，对外显得十分正常。实际上，从武汉、九江赶来参加起义的干部和骨干，大多聚集在此，为后续行动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指挥和协调空间。
7月27日下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江西大旅社内，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起义的时间初步定在7月30日夜间。周恩来在动员时说：“我们这次起义是被敌人逼出来的，若不起义，我们就没有出路，这次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这句话，道出了那一刻所有参与者心里的压力与决心。
在番号和职务的安排上，起义军决定继续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名义。贺龙被推为代理南昌起义总指挥，叶挺为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担任参谋长，郭沫若担任政治部主任。贺龙虽然尚未入党，却当场表态：“我完全听从党组织的话，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超出一般的政治合作，更接近一种生死与共的选择。
很快，刘伯承根据南昌城的实际部署拟出作战计划：第20军主攻江西省政府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迅速占领省政府大院，歼灭大营房等处守军，同时警戒南浔铁路、封锁赣江水道，切断外部援军。叶挺的第24师负责攻打南昌卫戍司令部，歼灭贡院、匡庐中学、新营房、高升巷等地的部队。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则担负永和门一带的警戒任务。
这种部署，从整体看颇为紧凑：一方面迅速控制政治中枢和卫戍指挥中枢，另一方面封锁交通要道，防止外线部队插手。不得不说，在起义一方兵力并不占优的前提下，这样的安排已经尽可能利用了城防的薄弱点和敌军的指挥空档。
就在一切看似准备妥当之时，来自九江的一封封电报，却让原定的进程突然“踩了急刹车”。
四、张国焘的犹豫与起义时间的最后敲定
7月2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从九江接连发来两份急电，传到南昌前敌委员会。这两封电报的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起义暂不要打，等他到达南昌再最后决定。
这种要求，在当时的组织体系内十分特殊。一边是周恩来已经在南昌主持前敌委员会，作战方案、部队部署都进入倒计时；另一边，是以中央常委身份自居的张国焘，希望亲自“拍板”。从组织原则来说，必须重视；从实际形势来看，却又非常尴尬——时间越来越紧，敌情变化也在加速，起义拖一天，风险可能就大一分。
第二天一早，张国焘赶到南昌，立刻召开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他提出的主张，是继续设法拉拢张发奎，希望把他争取过来“一道起义”。在他看来，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起事，名义上更有分量，政治上也更好解释。问题在于，张发奎先前已经有明显“靠拢”汪精卫的态度，而且武汉方面对共产党警惕日重，指望他此时突然转向，几乎不切实际。
前敌委员会成员基本上认识到这一点，对“联合张发奎”意见一致反对。会上争论持续将近一天，双方都不肯轻易让步。此时，外部局势传来新的催逼信号——贺龙和叶挺突然收到张发奎发来的电报，命令他们率部立即撤回九江，参加“清共行动”。更严重的是，电报中还把恽代英等人列入通缉名单，已经不再掩饰敌意。
可以说，这封电报等于把“后路”彻底堵死。继续犹豫，不仅起义可能胎死腹中，连在南昌集结的主力部队也可能被分化瓦解。面对这种状况，张国焘想坚持“再观望”的立场，已经难以自圆其说。
在新的形势压力下，会议最终作出决定：放弃“联合张发奎”的方案，确定起义时间为8月1日凌晨四点。这一时间点，比原本计划的7月30日晚有所推迟，却也在各方矛盾急剧聚拢的关口，给起义留出最后调整部署的空间。
张国焘在南昌的这番插曲，后来常被人提起。有的人批评他优柔寡断，也有人说他考虑的是政治上的“名正言顺”。但从实际效果看，他的迟疑确实给起义带来了额外的时间消耗。所幸的是，贺龙、叶挺已经无法再退回“听命九江”的老路，张发奎的通电通缉更是把起义各方推向同一条战线。
从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到8月1日凌晨起义枪声在南昌城响起，前后不过半个月时间。国共关系在短短十几天内，从公开决裂，迅速演变为武装对峙。南昌起义就是在这种高度紧绷、稍有迟疑就可能遭遇全面清剿的形势下，被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发动的。
有时候，历史转折并不是在宏大的口号和隆重的仪式里发生，而是在几封急电、一句通缉、一次未能成行的“庐山开会”中悄然完成。1927年夏天围绕南昌起义的这些细节，恰恰说明了一点：在极度被动的局面里，哪怕力量有限，只要保留一支能够行动的武装，就仍然有可能在风雨欲来的夜里成都股票配资公司，打出关键的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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